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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付永强

成立时间:2007-04-17

注册资本:1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11010501013414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18号院1号商住楼11层D(住宅)

川军将领余安民为什么被处决,他已经起义了啊

余安民,这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但却每每和一个叫张露萍的女人扯在一起。

余安民,成吉思汗后裔,生于1889,卒于1950,四川崇庆县人。

家有兄弟三人,排行老大。

清末,先后毕业于四川陆军小学和南京陆军中学。

辛亥革命时参加同盟会,投身反清运动。

1914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毕业。

后在讨袁护国、护法靖国之战中,历任参谋长、混成旅长、总指挥、代理师长等职。

与刘伯承同隶讨袁军,与王维舟同隶靖国军,共同与北洋军阀斗争。

曾任四川省大竹县县长,四川省第4区(眉山)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四川省第8区(酉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中将高参等川军要职。

1949年秋与中共取得联系,任西南民主联军第10纵队司令员,主要策划并执行了成都的和平解放,并得到了中共的承认,后以“伪装起义”及“历史罪行”被成都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于1950年12月被处决。

张露萍,年纪稍长的朋友大都知道,她是个拥有国民党背景的革命烈士,被称为中共红色女特工,却就在这样的女子身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世之谜,她到底是如余安民子女所称呼的四娘(四川话的四姨),还是如她自己所说是余安民的女儿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更改身世,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在她的亲属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余安民妻子余家彦的四妹。

作为余安民的孙女,我看到了太多关于描述爷爷和四姨婆关系的文字,大都来自对此事所知了了的人,他们故事的来源几乎都站在为革命烈士正名的角度来写,言辞间的偏颇和想当然可见一斑。

自古成王败寇乃是千古不易的道理,但就为这点而要把人丑化到不堪入目吗?看到那些因为某些人的需要而添油加醋的文字,身为被恶魔化的文中人物的至亲,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因此,我有责任把知道的说出来。

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后人永远无法知晓,可我们却能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抽丝剥茧,尽量还以真面目。

《张露萍身世之谜》的作者王小鹰,我不知道您是否还健在,您文章中所提及的人物大都是我的至亲,作为这个家族的一员,我从懂事起就不断听说着张露萍以及她的故事。

对爷爷余安民的事也了解很多,虽然在我出生前很多年他就去世了,对他的生平也是近几年才看到,可我了解到的是您所无法看到的一面,作为父亲,作为真实的人的一面。

我奶奶就是余家彦,她是个美丽贤淑的女子,曾经是崇庆县有名的美女,在她高中还没毕业时,有一天收到父亲的来信,说母亲病危,要她速速回去,等她赶到家中才发现母亲并未生病,而自己已经被许配了人家。

对方是大她很多的余安民,而安排这一切的是余安民的发妻,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她之所以要给自己的丈夫再娶一房妻室的原因,就像是《橘子红了》里大夫人的原因一样,为了留住娶了二夫人的丈夫。

余家彦的父亲之所以会同意把女儿嫁给余安民,是因为自己一来是个读书人,二来没有儿子,这在旧时总是矮人半截,还经常被人取笑的理由,现在有个当大官又有势力的女婿,自然以后就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所以把余家彦从成都骗回来,嫁给了余安民。

很老套的故事,但在那个年代,这却是真实发生了的事。

婚后余家彦被安置在成都商业街的公馆中,也果然如大夫人所期望的那样,余家彦因为年轻漂亮有文化,知书又达理,成了余安民最宠爱的妻子,不但非常尊重她,还常年和她住在一起,他们一共生育了十个子女,我父亲排行老六,就出生在商业街的公馆中。

余家彦婚后在家里的地位一直很高,虽然是三夫人,却拥有独立的公馆。

过了几年,因为读书的关系,就把三妹四妹接来同住。

三妹渐渐长大,有一天告诉大姐她心有所属,那个人竟是姐姐的丈夫,余家彦当时感觉五雷轰顶,可不忍看到三妹整日以泪洗面,就促成了这段婚事,婚后余家俊生有一女,一直跟在余家彦身边长大,和余家彦的孩子不分彼此,感情笃深。

许多年后,余家俊不堪余安民的冷落,提出离婚,余安民答应了。

1937年的11月,余家彦刚刚生产完她的第六个儿子,还在坐月子,突然听到佣人来说四妹不见了。

她马上找到丈夫,请他帮忙寻找,几天后消息来了,说四妹去了延安,要参加共产党。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余安民连忙派人去追,却如泥牛入海,从此再也没了任何关于四妹的消息! 1949年秋,成都解放前夕,余安民得到共产党解放后要清剿国民党余部的消息,二儿子余国宗专程从香港赶回来劝其离开,余安民说:“我为人行的端站得直,自问没做过什么亏待良心的事,而且共产党也是中国人,都是同胞,他们不会对我如何的!”,不久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代表郭曙南,通过第二十九军参谋长王旭东等人的旧交关系与田颂尧和余安民联系,动员他们串联川军将领及社会人士,做策反起义工作,迎接解放。

余安民欣然接受。

1949年12月,成都卫戊区司令盛文潜逃前,密令369团炸毁市、郊所有军火库、兵工厂及造币厂等。

由于该团团长是任星炳的同学,得到消息后立即通报给了余安民和任星炳,余安民要求369团立即撤出城外,并且派驻自己的军队严密把守市、郊所有军火库、兵工厂及造币厂等,以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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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成都的故事

好不容易弄到了诸葛亮 在蜀十四年,文治武功业绩显赫,至今仍为后人景慕推崇。

不少人总爱打听, 诸葛亮 在成都住在哪里,在哪里办公,现在还有他的遗迹吗? 诸葛亮 在成都处理公务地点,先后有“左将军府 ”、“ 丞相府 ”两处。

具体方位,史籍上没有记载,但可依据史料线索及成都城位置大体确定。

刘备 入川前,领左将军衔,后任荆州牧,夺取西川后,兼领益州牧。

入川后住进原益州牧刘璋的州牧署(现人民南路展览馆位置),未建造新衙门,就在牧置处理军机大事。

由于左将军头衔比州牧高,所以州牧置改称左将军府。

公元214年, 刘备 任命 诸葛亮 为军师将军,“ 署左将军府事 ”,即处理 刘备 的日常事务。

可见, 诸葛亮 在成都的第一个办公地点是在现人民南路展览馆所在位置。

刘备 于公元221年称帝,任命 诸葛亮 为丞相,兼“ 录尚书事 ”。

刘备 采纳 诸葛亮 意见,未修王宫,就以左将军府为皇城和王宫。

“ 尚书 ”是皇帝的最高机要秘书,必然在宫内办公,所以 诸葛亮 担任丞相,但并未修建府第。

《蜀志· 诸葛亮 传》说:“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后主刘禅封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

”侯是爵位,不是官名,“ 治事 ”只能用丞相名义发号施令。

从这则史料可见 诸葛亮 入蜀整整十年,才“ 开府 ”,即有了自己的丞相府。

这时尚书令先是 刘备 临终时任命了李严(未在成都)刘禅继位后, 诸葛亮 推荐了郭攸之、费韦、董允等人管理宫中之事,所以 诸葛亮 才未在宫内办公而“ 开府召事 ”了。

那么,丞相府在哪里呢?史料虽未指明具体位置,根据封建礼制,相府应距皇宫不远,并在皇宫之南,所以大致可推定在御河外面不远处,即今人民东、西路或东、西御街处。

诸葛亮 本人崇尚俭约,丞相府修得不大,故他北伐曹魏时,“ 留府长史(相当秘书长) ”只有蒋琬 一人。

由于北伐事务繁忙, 诸葛亮 很少住在成都,故可能也未新修益州牧署。

诸葛亮 在蜀共十四年,前十年住在皇宫办公,后四年领兵北伐,回朝议事办公,住丞相府,但他在蜀期间,戎马倥偬,大部分时间是“ 貔貅刁斗阵前过,虎帐中军练夜营 ”,在军营度过的。

让我们再探讨一下 诸葛亮 的住所。

历代稗官野史、游记散文都记成都有 诸葛亮 宅,有鼻有眼地载明地点有好几处。

其实,“ 宅 ”是后人加的名称。

两汉[三国]时,大官的住处叫“ 第 ”,侯爵的住处叫“ 家 ”,无官无爵者的住处才叫“ 宅 ”。

诸葛亮 入川后已担任了 刘备 的军师,领将军衔,他的住处应该叫“ 军师将军第 ”,后任丞相,住处应叫“ 丞相第 ”。

封武乡侯后,应叫“ 武乡侯家 ”。

这些住处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有人说在武侯祠东边。

晋人常璩 《华阳国志 》指出“ 亮居城南田畴 ”。

“ 城南 ”可解释为城内之南,也可说是城外之南,但既有田畴,不会是城内,只能是城外。

[三国]时出成都南门是锦江,锦江到武侯祠一带是锦官城,其西是车管城。

这些地方织锦造车,是工业区,不宜居住。

过了武侯祠倒是一望无际的田畴,但距城又太远。

因此,前人推断 诸葛亮 的住处,可能在武侯祠以东,即过南门大桥直走,不远是田野,由此到广都县(现双流 县)一带,尽是茂林修竹的田园风光,这里建屋符合 诸葛亮 躬耕的志向。

因此, 诸葛亮 建屋,很可能在这一带(即现浆洗街附近)。

又据宋代 记载, 诸葛亮 在住处修了读书台,“ 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 ”到唐代 ,崇奉道教 ,竟传说孔明女儿在读书台“ 白日飞升 ”。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西川节度使姓章仇名兼琼的人在读书台故址修了个道教 寺庙——乘烟观。

宋代 对乘烟观几经培修,又修了“ 葛女庙 ”。

明末,观、庙尽毁于战火,但从明、清时诗句中,也可推断出位置大致在下南门大桥往前不远处。

有人说在双流 县。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 广都县(现双流 县)南一十九里有武侯宅 ”。

确切地点已不可考,也许是个别墅。

又有人说在北较场。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说“ 宋成都府衙(在今正府街)西北二里有 诸葛亮 故宅 ”并说 诸葛亮 的读书台和唐修的乘烟观都在故宅附近.清代 人附和这个说法,并明确指出故宅就在城西北角的北较场。

这个说法根据不足。

第一, 诸葛亮 不可能违反礼制,在皇城北面建住处,第二,从古蜀到唐代 ,北较场一带是墓葬区,(唐禧宗时高骈扩大城区,北较场才划进城内变成街道) 诸葛亮 怎么会在墓葬区居住呢? 还有人说在正府街。

清代 一直流传的说法是 刘备 、 诸葛亮 在成都的办公地点是在现正府街的成都府衙(辛亥革命后已拆除,衙址避为人民中路),其住宅也在其内,分别筑有观星台以观天象。

清代 一些怀古诗词 ,也大写特写正府街的观星台。

其实完全是附会。

因古蜀、两汉、[三国]、晋、唐、[五代]时的帝王宫殿和驻蜀最高长官官衙均在皇城(现人民南路展览馆一带)。

唐末宋初,皇城被焚,宋代的成都府衙才在现正府街修建,明、清两代府衙也设在这里,于是就被后人误认。

考证史料时,除了剔除封建迷信、荒诞无稽的传说外,还要注意历史真伪,避免以讹传讹。

滇系军阀的滇军的历史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决定在昆明举行武装起义,宣布云南独立。

起义部队在讲武堂师生作内应的情况下,从北校场发起攻城。

蔡锷等部从东南进攻,经过一夜战斗,于次日晨完全占领全城,活捉总督李经羲,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

起义成功后即成立云南都督府,蔡锷任都督。

云南是武昌起义之后最早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

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

云南人民“重九”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

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而且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到来。

在袁准备称帝期间,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梁启超的进步党等组织曾派人赴云南策动武装起义。

前云南督军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

因此,护国运动又称“云南起义”。

1915年12月于北京宣布接受帝制,滇军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且出兵讨袁。

袁世凯的军队受挫,南方其他各省之后亦纷纷宣布独立。

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

护国运动为全国首义,拥护共和,名撼天下。

1917年7月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孙中山极为愤怒,即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1]。

但孙中山尚未到达广州,复辟丑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在宪法研究会的鼓噪下,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1]。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1]。

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

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李根源等联合西南军阀,率先在全国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

云南宣布独立次日,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

总司令官蔡锷,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谋处长殷承瓛 、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第一、二、三梯团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

1916年初,蔡锷率第一军经贵州毕节入川,取纳溪、泸州。

1月5日,袁世凯令曹锟、张敬尧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以张敬尧为统领。

护国军入川顺利,接连攻占燕子坡、横江、安边。

2月2日,川军刘存厚师在纳溪倒戈反袁,刘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

2月5日,滇、川护国军会攻泸州,2月7日,张敬尧率征滇军杀至,护国军退回纳溪,北洋军穷追不已,护国军攻泸之役变为纳溪保卫战,在北起长江,南抵永宁,纵横百里的广阔战场上展开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激烈。

2月28日,护国军总反攻,朱德率部直扑陶家瓦房吴佩孚司令部,打得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手足无措。

但由于护国军兵少弹乏,未能逆转危局,3月7日,被迫退往永宁大州驿。

3月17日,护国军再次总反攻,得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义军配合,进攻势如破竹,不数日,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

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

同日,蔡锷去电促张敬尧倒戈反袁,不久,亲赴泸州劝说张敬尧。

张敬尧将北洋军所余军械、子弹、马匹、粮秣等悉送蔡军,离部离川。

6月13日,护国军进驻泸州。

1916年1月,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第二军总司令官为李烈钧,参谋总长为何国钧,张开儒、方声涛分任第一、二梯团团长。

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

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的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

袁世凯令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济光之兄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抵南宁,准备由百色、西林进攻云南。

于是,双方军队在滇桂边境的富州、广南一带展开激虞。

2月底3月初,双方互为攻守,呈僵持状态。

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使护国军士气大振。

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

这时,另一支护国军从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龙军黄恩锡部的后路,迫使黄恩锡率部逃遁。

坐镇百色的龙觐光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

龙军右翼军司令李文富见状,也率部投降。

此后,护国第二军进入广东活动,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重要支柱。

滇桂边之战粉碎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

护国战争爆发之后,贵州、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但仍想当大总统,结果又遭到各方反对。

广东、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又相继宣布独立。

西南护国各省,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蔡锷、罗佩金等滇系将领也出任抚军。

但由于唐继尧坐镇昆明,军务院实际为桂系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

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

不久,南北议和,护国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告撤消。

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

蜀汉灭亡的真正原因

历来对姜维的北伐贬多褒少,像《三国演义》篇末的长诗就有“姜维独凭气力高,九伐中原空勋劳”之说。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说他是“玩众黩施”,也就是浪费人力物力的意思,而《资治通鉴》的评注者胡三省更是斥责姜维“屡败而不止,为亡蜀张本”,而大多数人也认为姜维的北伐极大地消耗了蜀汉的财力物力,致使日后被魏军一攻即亡。

历史上的姜维是象后人所评价的“粗有才略,穷兵黩武”的人吗?先让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姜维的北伐。

历史上姜维一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而不是演义所说的九次。

其中胜利五次,相持四次,兵败两次。

战线已从孔明时的五丈原、子午谷推进到金城、芒水及渭水南岸。

以当时魏蜀的实力来看,能做到如此已经很不易了。

以攻代守,积极北伐,以汉中为屏障,保卫成都的安全,这个战略是诸葛亮在世时就定下的,如果说这是错的话,那么姜维只是在延续诸葛亮的错误而已。

(实际上这种战略也是完全正确的)况且在诸葛亮死后,姜维独力支撑,他身边可以称之为将的也只有夏侯霸一人而已。

通过11次北伐,将曹魏遏止于秦岭一线,使其在30年里没有对蜀汉发动一次进攻,并且一直处于战略防守,实在难能可贵。

有一种观点,西川地险民强,易守难攻。

只需死守消耗魏军,不至于过早被灭亡。

其实这种观点实在是大错特错。

东晋桓温就凭七千士卒收服了西蜀,更不要说孟昶“十七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英雄”了。

况且诸葛亮死后,朝中渐渐被奸臣把持,其中尤以受刘禅宠爱的宦官黄皓最为突出。

董允在世时,每见黄皓必怒斥之,所以黄皓不敢太过张狂。

董允过世,姜维曾想出去黄皓,但为刘禅所阻。

而黄皓也因此忌恨姜维,屡屡想夺去姜维的兵权,而由黄皓的亲信阎宇来替代,然后加以谋害。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姜维仍然能在战斗中不断取得胜利,使司马昭叹日:“姜维屡犯中原……是吾心腹之患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他呢? 公元263年,钟会,邓艾领大军征蜀。

由于后主听信师巫之言,不肯按姜维之言派廖化守阴平、张翼守阳安,只在宫中饮宴欢乐,而黄皓竟隐匿告急文表(此人后被凌迟真是死有余辜),致使汉中天险被钟会一攻及破。

汉中已失,姜维采取廖化的建议合兵一处,死守剑阁天险。

可惜他没有听从董厥之言派人回守成都。

不过他也无人可派。

自己这大将军都只能在沓中避祸,何人又能在朝中调动兵马?可惜呀可惜,夏侯霸死的早了一点,要不然……钟会十六万大军在姜维八万蜀军的坚守下,寸步难进。

就在钟会几乎想要撤军的时候,素有胆略的邓艾偷渡阴平得手,在江油收降马貌之军,绵竹击败诸葛瞻的部队后,顺利进至成都城下,刘禅当即投降,使得姜维在剑阁死守的努力化为泡影。

《晋阳秋》的作者孙盛指责姜维应该在邓艾奇袭江油、绵竹的时候迅速回兵成都,保卫成都,不该坐视蜀汉灭亡。

我认为这个指责太过牵强。

绵竹一破,天险已失,姜维此时撤保成都无异于自掘坟墓。

况且成都投降之后,姜维才知道情况,如何能撤兵回救呢?应该受到指责的是那个江油守将马貌和死后赢得忠烈之名的诸葛瞻。

邓艾出摩天岭时不过两千疲惫之师,江油守将马貌只需略有提防或束兵严整,邓艾必死无葬身之地。

再说诸葛瞻,他不仅没有继承孔明的谨慎的优点,而且不识兵法。

当江油城破后,他应该是据险死守,坚壁清野,根本不该迎战邓艾,也无须向东吴求救。

只要姜维得知后,派廖化、张翼等帅各自本部之兵死守剑阁,自帅本部大军数万来救,棉竹之围自解。

邓艾不过自帅本部3万人马孤军深入,且翻重山,越天线,在江油也没有休整,已是疲惫之师,只凭一口力气。

邓艾只能依靠速战,疾入成都,从而占据主动。

他害怕正是蜀人据前山之险以待姜维。

他说:“……倘被蜀人据往前山,何能成功耶?如迁延日久,姜维兵到,我军危矣”。

所以他写劝降书激怒诸葛瞻,诱其决战。

两军对决,诸葛瞻那里是老谋深算、旧经沙场的邓艾的对手。

邓艾一击而胜,然后轻取成都。

唉!诸葛瞻呀诸葛瞻,你一死以留全名,只是辜负了你父亲一生的心血呀! 后主既降,剑阁成了孤军。

姜维不服输,他要兑现与诸葛亮的承诺。

在国破主降的情况下,他唯有利用邓艾和钟会不合这个唯一的条件来博一下,作为一名智将,来施展他个人舞台上最后的一次奇谋!诈降!!!借钟会之手除去邓艾,然后策动钟会谋反,抵抗司马昭派出的增援部队,最后除去钟会,复兴蜀汉。

由于钟会行事不密,军士哗变,姜维、钟会、张翼皆死于乱军之中。

而姜维更是死后被剖尸。

姜维那绚烂的一生也就此结束,时年五十有九。

姜维其实可以有许多的选择,国君都降了,他本来就是魏将,他为什么不可以降!但姜维没有降。

姜维也可以像北地王那样自杀来博个忠烈的名声。

他没有。

他已经五十九岁了,在当时已算垂垂老矣,投降可以换来平安的生活,自刎可以博得忠臣的赞誉。

但是他没有!他还要奋起一博,虽事败身死,三族尽灭,姜维始终都没有放弃希望,他奋斗到了最后一刻,正确地说直到姜维倒下的那一刻,蜀汉才算是真正灭亡…… 历史是公平的,它让那些酸腐文人的笔墨无法阻挡我们看到了一个顶...

关于"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

他们把中国的丝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

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

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

因此,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有的学者又进而加以引申,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

后来,中国著名的陶瓷,也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

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

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

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说: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

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之佛统)。

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之丹那沙林)。

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

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由皮宗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

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

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

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

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

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

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

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

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

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

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

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

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

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

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

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

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

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宋代...

丝绸之路形成的最初原因是

丝绸之路形成的最初原因有两条: 一、 经济原因:1、汉朝在汉武帝时期经济发达,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

2、各国经济也都得到了一定发展,商人活动频繁,有贸易的需要和可能。

政治原因:武帝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

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张骞,毅然应募。

结果开通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怎样开创并发展起来的?、

丝绸之路,其是由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唐灭西突厥(1张)加。

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

丝绸之路,概括地讲,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

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

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令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

依照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的贵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国。

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部分在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

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西域地区诸如鄯善、龟兹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

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从汉语“丝”的音转化的“Ser”。

)——对中国的称呼。

这种小规模的贸易交流说明在汉朝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经过各种方式而持续长时间的贸易交流。

青金石是在早期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品之一,如今也是一种重要的宝石。

不仅仅是丝绸,同时丝绸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纪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埃及——这意味著中亚地区的商旅贸易开始的时间要比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诞生还要早些。

约1000年后,青金石的贸易开始传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

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

同时,这些前11世纪的丝绸究竟是中国养蚕技术所出现的丝绸,还是一个来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东的“荒野丝”,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了。

在一统巴比伦和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统治下,四处扩张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亚的地区强权。

史料记载这位帝王喜爱爱琴海生产的鲜鱼和故乡帕提亚的水。

为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条连接安息帝国首都苏萨(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到小亚细亚以佛所和国土各地的“波斯御道”,这条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线各段设立驿站,借助每个驿站的好马和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过这条道第一时间送至首都,再将帝王的指令传播到波斯全国。

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进献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样的距离对于普通人而言需要3个月。

但这种交流不完全等同于公元前1世纪繁荣的的丝绸之路,也并没有持续下来。

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发生了不断的争斗,之间也在不断的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

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力日渐强盛。

第四代皇帝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匈奴,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

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

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

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

在大夏市场上,张蓦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尤其是汉朝四川的邓竹杖和蜀布。

他由此推知从蜀地有路可通身毒、大夏。

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出发时的一百多人仅剩张骞和一名堂邑父了。

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

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

前119年,张骞时任中郎将,又第二次出使西域。

经四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

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向汉武帝报告关于西域的详细形势后,汉朝对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御匈奴,变成了“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的强烈愿望。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

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

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

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后,加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后远东中国倾国力向西拓展的机遇,通过丝路的交流与贸易在印度、东南亚、斯里兰卡、中国、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

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思想来是源源不断的欧亚...

朱自清的故事还有那些?大家帮帮忙

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因其世代居住于扬州,故他又自称扬州人; 1917年,20岁的朱自清“感于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为了惕励自己不随流俗合污,改名自朱自清(右)与叶圣陶 清。

“自清”两字出自《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

其字佩弦,朱自清因自感性情迟缓,感于《韩非子》中“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之语,乃字“佩弦”以自警策。

朱自清幼年在私塾读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912年进入中学学习;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哲学系,于1920年修完课程提前毕业;在北大期间,朱自清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嗣后又参加北大学生为传播新思想而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

他大学毕业后,在浙江、江苏的多所中学任教,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

此外,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和创办第一个诗歌杂志《诗》月刊等工作,支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湖畔诗社及晨光文学社的活动,为开拓新诗的道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朱自清于1919年底开始发表诗歌,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之一,他以清新明快的诗作,在诗坛上显出自己的特色。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8位诗人的合集《雪朝》第一集,内收朱自清的诗作19首。

1923年朱自清发表了近300行的抒情长诗《毁灭》,表明自己对生活的严肃思考和“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进取不懈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1924年,诗和散文集《踪迹》出版。

他的诗,数量不多,却在思想和艺术上呈现出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

其中如《光明》《新年》《煤》《送韩伯画往俄国》《羊群》《小舱中的现代》等,或热切地追求光明,憧憬未来,或有力地抨击黑暗的世界,揭露血泪的人生,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是初期新诗中难得的作品。

1925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转以散文为主。

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集中所作,均为个人真切的见闻和独到的感受,并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

这一时期,朱自清的散文着力于揭示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暴行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对被压迫者、被损害者充满了热爱和同情,表现出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的热情、人道主义的精神和正直诚实的性格。

朱自清写得更多、也最为人们称道的则是写景抒情的篇什。

这一类散文在艺术上呈现出多样而又统一的风格。

记述秦淮河风光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抒写静夜里独自漫步池边的 《荷塘月色》,是文情并茂、脍炙人口的绝佳名篇。

这些满贮着诗意的散文,于新异独得的观察和委婉有致的描写之中,寄寓着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黑暗现实面前怅然若失的寂寥和郁闷。

《背影》则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真挚强烈的感情,描写了家庭遭到变故,父亲到车站送别远行的儿子这一极富情味的动人场景,“做到了文质并茂,全凭真感受真性情取胜”(叶圣陶《朱自清新选集序》)。

朱自清以其散文的娴熟高超的技巧和缜密细致的风格,显示了新文学的艺术生命力,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中成绩卓著的优秀散文作家。

1931年8月,朱自清留学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又漫游欧洲五国。

1932年7月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自此与闻一多同事论学。

1934年出版的《欧游杂记》和1943年出版的《伦敦杂记》,是用印象的笔法写成的两部游记。

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撰写《导言》。

翌年出版散文集《你我》,其中,《给亡妇》娓娓追忆亡妻武钟谦生前种种往事,情意真挚,凄婉动人。

这一时期,朱自清散文的情致虽稍逊于早期,但构思的精巧、态度的诚恳仍一如既往,文学的口语化则更为自然、洗练。

叶圣陶曾指出:讲授中国文学或编写现代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朱佩弦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1938年3月到昆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不顾生活清贫,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倒行逆施,特别是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动和悲愤;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

1946年10月,他从四川回到北平,11月担任“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

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终于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他身患重病,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

1948年8月24日,朱自清逝于严重的胃病。

毛泽东对朱自清宁肯挨饿不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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